大姨家的大表哥
大姨家的大表哥
文/孙冰玉
如果还健在，大表哥应该是个年近六十的老人了。写下这几个字，我心中都是伤感：不及我懂事，他就走了。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，大姨家的大表哥都是我们的笑柄。
他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在我恍惚的记忆中，他好像从来就没有年轻过：每个春节的初三，他都会推着独轮车，走上近百里路，在午饭前赶到我家。他穿着黑乎乎圆滚滚的厚棉衣，戴着棉帽子，笑起来满脸皱纹。他大踏步走进门来，不坐也不说话，身上依稀冒着袅袅寒气，但没有丝毫的疲惫。等我妈妈爸爸走出来，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，嘴里深情地念叨着：“给小姨、小姨父拜个年，磕个头！”怎么拽都拽不住，他一定要磕头。
大表哥小时候得过什么病，那是一个饥寒交迫的年代，生了病只能挨，大表哥挨过了那场病，脑子却不怎么灵光了。
我妈妈严禁我对大表哥不敬，很可惜，我总是那么不听话——谁让他傻呢。其实大表哥远没有我想得那么傻。他虽然没有上过学，但做农活是一把好手，农闲时节就去打工。雇主都喜欢他的厚道勤快，工钱甚至比正常人都多。他一直守在瘫痪的大姨身边，很努力地做农活，很努力地打零工，但日子依然清苦。所以每次从我家离开的时候，他的独轮车上摇摇欲坠地装满了我妈妈送的东西，有大块的猪肉，炸鱼，豆油，苹果，酒和鞭炮。
大表哥童心未泯，他想多要点鞭炮：“小姨，你看，初五初六初八……要放鞭炮。”
我妈就赶紧再给他两包。
“小姨，你看，十五十六也得放……”
我就急了：“想放鞭炮自己去买！”
他不着急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家都是女孩，女孩子哪有放鞭炮的！”然后做势要把我家的鞭炮全拿走。
但大表哥毕竟是成年人了，他最想要的还是酒，要得很委婉：“小姨，平日里我去干活了，就留俺娘自己在家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她就自己喝点酒解闷。村里又买不到像样的酒……”
我妈妈赶紧到柜子里去拿酒，他也尾随过去。拿了两瓶黄酒后，他还不满意：“小姨，里面的那两瓶是什么酒？”
春节期间客人多，我妈妈想着必须留些酒待客，于是飞快地又拿出两瓶白酒，想关柜子门。但大表哥眼神特好使：“小姨，旁边还有好几瓶哩。”
我又急了：“想喝酒自己去买！”
他也急了：“拿回去给你大姨喝！”
这么一来，我就什么也不敢说了，眼睁睁看他大包小包往车上装，依然一副忠厚老实像。我妈妈总是不厌其烦，帮他用绳子捆个结实。后来他有了一辆自行车，骑车来了一次就又换回独轮车，自行车到底装不了多少东西。
大表哥来我家通常是住一个晚上。我爸爸把他带到单位的宿舍，留两盒烟，让他在单位看电视，就回家了。周围没有一个熟人，但大表哥一边看电视一边将香烟散给周围的人，两盒烟很快就没有了，中间他还要回我家一次，再取两盒，说是一起看电视的那些朋友们都跟他很投缘。真是没有比我大表哥再好客的人了。
但他依然孤独一生，没有任何朋友。去世的时候，身边只有上了岁数的瘫痪的老娘。他听信了同村人的撺掇，去东北打工了，说那边工作机会多。大表哥做了几年工，累病了，他回到家想挨一挨，这次，没挨过去。
我妈妈非常难过，不过她说：“走了也好，走了也好……”
是的，上帝爱他的每一个孩子，在那里，大家都会尊重大表哥的。
（选自《青年文摘·绿版》 有删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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